凌晨的报警电话
2014年11月1日，星期六，凌晨3点42分左右，香港警方接到一通报警电话。
打电话的是一名男子，说英式英语，语调平静但语句混乱重复，大意是他的公寓里发生了一些事情，需要警察过来一趟。他报出了自己所在的地址：湾仔庄士敦道60号，嘉荟轩住宅大厦（J Residence）31楼的一间公寓，他会在公寓的大堂等待警察。
几分钟后，两名警员抵达这座高达40层的住宅大厦。
万圣节刚刚过去几个小时，几条街之外的骆克道和谢斐道上，酒吧的霓虹灯还亮着，街上仍有装扮成吸血鬼和女巫的醉客在游荡。
大堂里，一名白人男子在等他们。他三十岁上下，身材高大臃肿，蓄着胡须，身上能看到抓痕和血迹。根据后来的出警记录，他当时语无伦次，说着“谵妄般的胡话”。
警员跟随他上到31楼。单元门打开的瞬间，他们将看到职业生涯中可能再难忘怀的景象。
客厅与开放式厨房融为一体，左侧是一条通往浴室和卧室的短走廊。客厅地面铺着深色木地板，在距离门口约两米处，横躺着一具年轻亚裔女性的裸体。
她仰面躺着，颈部有数道刀伤，鲜血在地板上流成一道长形的暗红色血泊；她的臀部也有割伤，身上有多处淤青与抓痕。地板上散落着可卡因白色粉末、几个情趣用品、一张被压皱的广告卡、空的可乐罐、几个被踢翻的酒瓶。
一把约十二英寸长的锯齿刀，放在距离她身体不远的位置，刀刃凝结着尚未完全干涸的血。
警员判断她仍有微弱呼吸，立刻呼叫救护车与重案组支援，并对现场实施保护措施。那名男子没有任何抵抗的举动，他任由警察把自己铐起，带到屋外走廊的椅子上，安静等待。
数分钟后救护人员赶到，女子被立即送往临近的律敦治医院，但不久便因失血与窒息不治身亡。根据法医报告，她颈部、胸部、四肢的伤口加起来不下数十处，刀伤深及气管，致命伤是颈部那道横贯气管的切口。
很快法证组到场，开展现场勘察工作：照片、量具、痕迹采样、指纹、血迹分布……由于死者倒卧的位置、伤势的方向以及墙面上飞溅的血迹分布，重案组初步判断这是一起“近距离持刀”作案。
由于犯罪现场极度混乱，到处都是血迹和散落的物品，鉴证流程必须按部就班，一点点细致推进。法证组进入公寓之后，大约花了8个小时才到屋外的露台搜查。
嘉荟轩的高层单位都配有一个朝外的小露台，大约一两平方米，通常被住户用于晾晒衣服、放置植物、抽烟、或单纯作为“看维港夜景的小角落”。
当法证组人员推开厚重的落地玻璃门走到露台上，才注意到角落里有一个约有28寸大小的黑色旅行箱，上面盖着一床被子。
行李箱的拉链没拉到底，缝隙之间渗着淡褐色的液体。一名警员小心地拉开拉链，刺鼻的尸臭瞬间蹿出。箱中蜷缩着一具已经出现明显腐败迹象的女性裸尸，她的皮肤变色，面部表情扭曲，颈部几乎被割断，头颅与身体几乎处于半分离状态。
她的手腕和脚踝上有束缚痕迹，身体多处还有切割、挫伤以及烫伤痕迹。法医估算她已经在那只箱子里至少躺了四到五天。
大量证物在公寓内被打包集中：十二英寸锯齿刀；近30袋未用完的可卡因（总量足以构成贩毒罪）；来自湾仔多家情趣用品店的性玩具（捆绑绳索、皮带、电击棒、剃刀等）；若干本字迹凌乱的“日记”、一台开着的笔记本电脑、一个BlackBerry手机和一个iPhone手机。
接下来的几天里，警方从他的iPhone中提取出大约两千张照片和43段视频。技术人员、警探、后来的检察官和陪审团成员们，都将被迫观看其中的内容。
后来，主审法官在开庭时对陪审团发出警告，说这些片段“极度骇人”。一名参与此案的资深警官私下对记者说，他从警数十年，从未见过这样残忍的案件。
这名男子是谁？他从哪里来？死去的两名女子又是谁？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先看清嘉荟轩大厦脚下的这片街区，再沿着几条相隔数千公里的人生轨迹，看它们如何在2014年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汇合于同一扇门后。
湾仔：两个世界的接缝
香港岛北岸，中环以东，铜锣湾以西，夹在皇后大道东与维多利亚港之间的这片土地，就是湾仔。它可能是全香港新旧与贫富交错最剧烈的街区。
向北的靠海一侧是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中环广场和入境事务大楼，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亮，1997年的主权交接仪式就在这里举行。向南的庄士敦道、皇后大道东一带，还残存着战前的唐楼、老式凉茶铺和街市。而在这两者之间，沿着骆克道、谢斐道延伸的几个街口，是香港最著名的红灯区。
这片红灯区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二战前夜。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的结尾处写到，阴历三十夜薇龙和乔琪到湾仔去看热闹，汽油灯的惨白光线下，成群的女孩子站着，过分夸张的光与影把她们的面孔涂改成一幅幅失真的画——浅蓝的鼻子，绿色的面颊，腮上大片的胭脂变成了紫色，然后一个醉醺醺的英国水手从后面走过来，又拥来一大帮水兵。
那是1940年代的香港。此后几十年里，灯换了，人换了，那种把人变成商品的生意，却不曾真正改变。
1957年，英国作家理查德·梅森（Richard Mason）出版小说《苏丝黄的世界》，故事里那个出没于湾仔酒吧的女子，让“湾仔”在西方世界成了某种东方情调的代名词——异国的、暧昧的、可供消费的。1960年代越战期间，湾仔是美军士兵休整的指定落脚点之一，成千上万的水兵从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军舰上涌进骆克道，霓虹灯取代了汽油灯。
越战结束后，美军走了，酒吧留了下来，客源换成了驻港外籍人士、商务旅客和金融从业者。来自美国的爵士钢琴家艾伦·扬布拉德（Allen Youngblood）自1992年起就在湾仔的酒吧里演奏。他后来对记者说，几代西方男人把湾仔视为“东方之珠”香港全部神秘感和享乐主义的浓缩。
到2014年，这一带的格局大致是：楼下是挂着霓虹招牌的各类酒吧，酒吧门口坐着穿短裙的女子，向路过的男性招揽生意；楼上和邻街，则是近十年间拔地而起的高档服务式住宅和精品酒店。
嘉荟轩正是这样的高档服务式住宅，在2000年代后期落成，客户群体正是在中环上班、薪酬丰厚、喜欢住在“有生活气息”地段的年轻外籍专业人士。从嘉荟轩走到骆克道的酒吧街，只需要五分钟。
这五分钟的步行距离，连接的是两个几乎不发生真正交集的世界：一边是年薪数百万港元的投资银行职员，一边是在酒吧里讨生活的各类外籍女子。
先说前一个世界。1997年之后，香港非但没有像一些人预言的那样褪色，反而在中国经济起飞的推动下巩固了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全球各大投行纷纷扩充驻港团队，从伦敦和纽约调来大批二十多岁、三十出头的年轻人。
这些外派职员拿着远超本国同行的薪酬包：基本工资之外，常有住房津贴、税务优惠和丰厚奖金。香港的个人所得税率封顶不过百分之十几，对习惯了英国四成多税率的伦敦银行职员来说，等于变相加薪一半。他们大多单身赴任，没有家人，没有旧交，工作时间极长，而宣泄压力的出口近在咫尺：兰桂坊、苏豪、湾仔的各类娱乐场所。
文章开头打报警电话的白人男子鲁里克·朱廷（Rurik George Caton Jutting）就是其中一员。他被美林证券调派至香港办公室，成为结构性股权融资与交易部门（亚洲区）的副总裁和负责人，年薪约250万港元，外加奖金和分红。
后一个世界，需要先看一组数字。2014年，香港有大约33万名外籍家庭佣工，其中约一半来自印度尼西亚，另一半来自菲律宾，绝大多数是女性。她们的法定最低工资是每月4110港元，包食宿，法律规定必须与雇主同住。她们的签证与雇佣合同绑定：一旦合同终止，她们必须在14天内找到新雇主，否则就要离开香港。
（香港独特的街景，节假日无处可去的外佣的户外休闲聚集地）
这条规则催生了一个灰色地带。一些佣工在合同被终止后不愿或无法回国，于是选择逾期居留，转入地下。她们在餐厅洗碗、在酒吧陪酒，有些人从事性工作。湾仔的酒吧街，就是这个灰色地带最显眼的出口。
在这里工作的菲律宾和印尼女子，有些持旅游签证短期往返，有些则是彻底的逾期居留者。她们没有劳工保障，不敢报警，受了伤害往往只能沉默。
2014年10月底死在嘉荟轩31楼的两名女子，一个属于前一种情形，一个属于后一种。
苏玛蒂·宁西
苏玛蒂·宁西（Sumarti Ningsih），1991年4月22日出生于印尼中爪哇省芝拉扎县（Cilacap）的甘德龙芒古村（Gandrungmangu）。在香港，她用的名字是“Alice”。
芝拉扎在爪哇岛南岸，从首都雅加达坐车过去要十个小时；即使从最近的大城市日惹出发，也要在山路和稻田间颠簸大半天。
BBC记者在案发后曾循着这条路找到她的家：典型的印尼乡村家庭，她的父母种植水稻，务农为生。苏玛蒂是家中四个孩子中的第三个，有兄姐和一个弟弟。村子里日落即停电，公鸡在黎明前打鸣叫醒所有人，妇女在天亮前就要起床祷告、煮饭、下田。
在爪哇南部农村，女孩的人生并没有太多选择。家境稍好的女孩小学毕业后或许还能上几年初中，家境拮据的，小学毕业后便要帮家里下田、干活、照顾弟妹。
苏玛蒂只读完了小学，几年后她外出打工。她先到首都雅加达，之后又辗转到万隆（Bandung），最后到达邦加勿里洞（Bangka Belitung），苏门答腊岛东南海域一片以锡矿和椰林闻名的群岛，在那里做婴儿保姆。
在邦加勿里洞，十七八岁的她遇到一个男人，与之相恋并怀孕。怀孕两个月后，她回到芝拉扎的家中。两人未经正式登记，以“siri”的形式结合，2009年11月生下了儿子。但孩子出生仅仅一周，男人便离开了，此后再无音讯。她后来才得知，那个男人早已有了妻子。
（siri，即印尼伊斯兰传统下的非正式、未登记婚姻。这种婚姻在宗教上被视为合法，却不受法律的承认与保护：妻子没有共同财产的分割权，没有赡养费的请求权，子女在法律上也仅被视为与母亲有亲属关系。由于婚姻不在国家登记系统之内，妻子事实上无法诉诸任何法律程序，如果男方想结束这段关系，只需离开即可，几乎不承担任何法律或经济代价。）
苏玛蒂的母亲后来对《时代》杂志记者说：“她说，她跟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吃不饱饭。”
2010 年，20岁不到的苏玛蒂走了一条许多爪哇女孩走过的路：申请赴港做家庭佣工。当地人说，那里80%的年轻女性都出国打工。她们几乎没有受过教育，且必须找工作养家。
苏玛蒂向一家位于雅加达的劳工中介公司报名，通过两到三个月的家政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广东话基础、扫地拖地、操作香港式的洗衣机和电饭煲、辨识基本的中文菜名和家庭成员称谓等。2011年，她拿到了第一份合约，把孩子托付给父母，持家佣工作签证飞抵香港。
她做了两年八个月的住家佣工，其间还曾违规在一家餐厅做侍应，对许多外籍佣工来说，这是赚取额外收入的常见冒险方式。每个月，她都往家里汇钱，有时三百万印尼盾（约300美元），有时六百万。她的父亲后来指着自家的房子对记者说：“这房子是她帮着盖的。家里的洗衣机、DVD机，也都是她买的。她是个非常好的女儿。”母亲则形容她“非常体贴、聪明”。
2013年，苏玛蒂回到印尼，对父母说想学点本事，可以多挣钱。她在日惹报了一个为期五个月的DJ课程。在东南亚的劳务输出链条上，“会打碟”意味着可以在酒吧拿到比陪酒更体面、收入更高的工作。
课程结束后，她两度重返香港，持的是旅游签证，每次停留数月。她在之前兼职的那家餐厅打黑工，也在湾仔的夜场寻找额外的挣钱机会。挣的钱，用途始终没变：儿子的教育，父母的生活，她还给喜欢音乐的小弟买了一把吉他。
她的一位表亲在案发后的声明中说道：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印尼女人，和许多人一样，为了让贫穷的家人吃饱饭、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不得不去国外工作。她想做一份专业的工作，为家人挣到钱，也挣到尊严。
2014年8月，苏玛蒂最后一次抵达香港。她在10月15日给家里打了最后一通电话，她告诉母亲，她很想念5岁的儿子，机票已经买好了，她会在11月2日回到家中，刚好还能赶上第二天的阿舒拉节（Day of Ashura）。
10月25日傍晚，湾仔骆克道一带，朋友们在New Makati酒吧最后一次见到苏玛蒂。然后，她消失了。
她的朋友们没有立即报警，因为像苏玛蒂这样持旅游签证非法工作的女子，都很怕和警方打交道。一旦报警可能意味着身份暴露、立刻遣返。连续几日，她的母亲在家乡一遍又一遍地拨打那个香港号码，只听到语音:“你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1月1日凌晨，苏玛蒂的遗体在鲁里克·朱廷公寓内的行李箱中被人发现。
2014年11月11日，在印尼外交部和驻港总领事馆的协调与协助下，苏玛蒂的遗体由航班运抵印尼首都雅加达。11月12日凌晨，遗体被专车运抵她位于中爪哇省芝拉扎县（Cilacap）Gandrungmangu村的家中。村民们为这位死在异乡的女儿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她的父母、姐弟在墓前痛哭不起，只有她那五岁的儿子还不能完全理解，妈妈已经再也回不来了。
塞宁·穆吉阿西
第二名死者的身份，警方花了更长时间才确认。她在湾仔夜场的熟人都叫她“Jesse Lorena”，这个名字让很多人都以为她是菲律宾人，直到印尼驻港总领事馆协助调查，人们才知道她的本名：塞宁·穆吉阿西（Seneng Mujiasih）。
她来自印尼的苏拉威西岛东南部一个名为穆纳（Muna）的小岛，以椰林、丁香种植园和小型渔业为主要产业的偏远农村。她寄回家的钱，是全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她有一个心愿:给母亲买一栋房子。
关于她的年龄，各方记录略有出入：法庭文件记为26岁，印尼领事馆和部分媒体则报道她为28至30岁。可以确定的是，她比苏玛蒂在香港待的时间长得多。
她在2006年前后以家庭佣工身份来到香港，搭上了2000年代中后期那波大规模印尼外佣输出潮。彼时，印尼政府将“海外劳工”作为创汇与缓解农村失业的重大政策，数十万印尼妇女在那段时间被中介带去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地，担任家佣。
塞宁在此后的几年间做的都是住家女佣，直到2011年，她的雇佣合同被雇主终止，原因不详。合约一断，她面临两条路:要么花一笔相当于6到8个月工资的中介费换一个新雇主，要么在两周内回乡、放弃所有在港积累。
她选择了第三条路——逾期居留。从那时起，她成了香港数以千计的逾期居留者之一，白天隐没在人群里，晚上在湾仔的酒吧讨生活——陪酒、做兼职DJ，也接受性交易。
这是一种没有任何保护网的生存方式：她不能看公立医生，遇到伤害不能报警，每一次走在街上都可能被截查。但她寄回家乡穆纳的钱，一直没有断过。
她和母亲的通话很频繁。她计划再辛苦几年，等家中那栋砖房盖好，等存够了一笔可以回家创业的本钱，就回到苏拉威西，买一台缝纫机、开一家小服装店，从此告别湾仔。
2014年10月31日，万圣节当晚约8点45分，塞宁穿着一件豹纹连体衣，走进了骆克道上的Queen Victoria酒吧。在那里做驻场DJ的荷兰人罗伯特·范登博斯（Robert van den Bosch）与她相识三四年了，是老朋友。塞宁像往常一样在他脸颊上亲了两下，告诉他自己要去隔壁的酒吧参加一个万圣派对。“我要去玩了——去一个万圣派对。”这是她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被人记住的话。
在午夜前后，塞宁被嘉荟轩大堂的监控录像捕捉到：画面里，她和一位身材高大、神色微醺的白人男子并肩走入电梯，按下了31层。
她的母亲后来对《南华早报》的记者回忆说道，接到噩耗的那天早晨，她看见几只黑色的乌鸦在自家屋顶上空盘旋。几个小时后，邻居敲门，带来了女儿朋友从香港传回的消息:“塞宁不在了。”
用她攒下的钱盖的那栋房子后来确实落成了，但她却没有住过一天。
31楼的住客
鲁里克·朱廷（Rurik George Caton Jutting）有着和苏玛蒂、塞宁完全相反的人生。
他1985年3月出生于伦敦，仅名字里就能窥见某种不同寻常的家庭期许。“鲁里克（Rurik）”是俄国留里克王朝开国君主的名字，他的父母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它蕴含着“伟大”的寓意。
朱廷的家境优渥。他在萨里郡（Surrey）一个树木葱茏的乡间长大，家族住宅是一栋名为“福克斯沃伦（Foxwarren）”的二级保护建筑，据说是经典儿童文学《柳林风声》中“蟾蜍庄园”的灵感来源。他的父亲格雷厄姆是一名工程师，母亲海伦经营着一所幼儿园和一家美式奶昔店，家庭收入丰厚。
但朱廷并不仅仅只有英国上层中产家庭这一背景，他与香港有着血缘上的深刻联系：他的外祖父保罗·尤斯塔斯·史密斯（Paul Eustace Smith）曾是英属香港皇家警察的警司，在香港生活了超过30年；他的外祖母名叫玛丽·静文（Mary Ching-man），是一位香港华人女性。朱廷的母亲就出生在香港，可以说，这座城市就写在他的DNA里。
朱廷从四岁起便被送入私立预备学校，先后就读于已关闭的Wallop预备学校、伍斯特郡的Abberley Hall寄宿学校，随后进入英国最负盛名的公学之一——温彻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
这所创立于1382年的学校，每年学费数万英镑，培养了无数政治家、法官和学者。而朱廷还以优异的入学表现获得了温彻斯特公学每年3.4万英镑的奖学金。
在温彻斯特，朱廷的同学们对他的评价是“非常聪明、敏锐、有洞察力”，“更像领导者而非追随者”。但也有人形容他“傲慢”。他的智商被测定为137，跻身全球智力最高的前2%。
此后，他考入剑桥大学最古老的彼得学院（Peterhouse），攻读历史和法律。在剑桥期间，他是轻量级赛艇俱乐部和越野跑俱乐部的成员，也担任过历史学会（CLIO）的秘书。一位彼得学院的匿名教师曾向BBC描述他：“有抱负，热爱体育，专注学业，出身于稳定的天主教家庭。”
2008年从剑桥毕业时，朱廷在历史学取得了一等学位（First Class），但在法律学只获得了二等一级学位（2:1），这让他极为不满。据后来在审判中作证的法医精神病学家理查德·莱瑟姆透露，朱廷拒绝接受这个成绩，坚持认为是考官“太笨了，理解不了他”。
这种极端的自恋倾向，在日后将以极度可怕的方式显现。
毕业后，朱廷放弃了从事法律工作的计划，转而进入巴克莱银行（Barclays）伦敦办公室的结构性资本市场部门，成为一名应届毕业生培训项目的学员。两年后的2010年7月，他跳槽至美国银行美林证券（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加入伦敦办公室的结构性股权融资与交易部门。
银行业的高薪生活很快让朱廷尝到了金钱的滋味。据法庭后来披露的信息，他在收到第一笔银行奖金后，便在伦敦的一家妓院中挥霍一空。嫖娼从此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在伦敦时期，朱廷有过一段维持约四年的同居关系。他的女友索尼娅·戴尔是一名模特，出身于伦敦的牙买加裔家庭，曾就读于帝国理工学院，后来在巴克莱资本和高盛工作。她后来说，朱廷是一个“完美的男朋友”。
之后朱廷还有过一位英国未婚妻，后者的出轨让他“极度崩溃”。当关系破裂时，他的反应“如此极端”，以至于未婚妻在分手当天就搬离了同居的住处。分手后的朱廷陷入酗酒和暴食，体型也像充气一样膨胀起来。
2013年7月，朱廷被美林证券调派至香港办公室，成为了结构性股权融资与交易部门（亚洲区）的副总裁和负责人。他的工作内容涉及“股息套利交易”——一种帮助客户利用国际税收规则差异来减少股息税的复杂金融操作，这项业务本身在当时也正受到检察官和监管机构的审查。
来到香港后，朱廷住进了湾仔庄士敦道60号的嘉荟轩，一栋深受年轻外籍银行家青睐的高档住宅楼。这栋楼有30层住宅楼层和10层其他用途楼层，每层有16个单元，每个单元都配有阳台。朱廷租住的是31楼的一间单卧室公寓，面积约400平方英尺（约37平方米），月租超过两万港元。
这个面积在香港的标准中已不算小，但对于一个银行副总裁来说，它更像是一个栖身之所，而非舒适的家。公寓内部格局紧凑：一间卧室、一个客厅、一个厨房和一个浴室，以及一个面积有限的阳台。从窗口望出去，骆克道上酒吧区的霓虹灯光一览无余。
在香港，朱廷开始了他无底线的堕落。
他的可卡因使用量急剧上升。他越来越频繁地光顾湾仔的性工作者。每到周末，他会飞往菲律宾的安赫莱斯城（Angeles City）——东南亚臭名昭著的色情旅游中心。在那里一间名为“Del Rios”的酒吧里，他一次最多会为7个女孩支付“出台费”（bar fine，即把女孩从工作场所带走的费用）。
2014年9月，他在安赫莱斯城结识了一个名叫乔安娜·门多萨（Joanna Mendoza）的菲律宾酒吧女孩，两人开始了一段为期两个月的密切关系。他在马尼拉为她租了一间公寓，几乎每个周末都与她相伴，甚至与她认真讨论过结婚的可能。
但在香港，朱廷过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据审判时提交的精神病学证词，到2014年秋天，他每天消耗多达10克可卡因和两升烈酒。他沉迷于关于奴役、强奸和酷刑的幻想，并开始在付费性行为中逐步实践这些幻想。
在被捕后调查人员发现的手机视频中，朱廷亲口承认：他从“对性工作者施加身体伤害”中获得了“满足感”。
一位偶尔在湾仔酒吧与他交集的熟人，后来将他描述为“一个恃强凌弱的人”（a bully），会用他壮硕的身体在人群中横冲直撞，顺手拿走别人的酒。
朱廷的生活似乎越来越失控。
2014年10月20日前后，29岁的朱廷从美林证券辞职。10月27日，第一桩谋杀发生。第二天，他的证券牌照被暂停。
在辞职前后，朱廷在脸书上发了一条状态更新：“从悬崖边退后一步，重负卸下，新的旅程开始。害怕和焦虑，但也兴奋。第一步总是最难的。”这条状态当时看来像是一个人在职业转型时的自我鼓励。事后回看，它的含义显得更为阴暗。
他在公司邮箱上设置了一条令人不寒而栗的自动回复：
“我不在办公室。无限期。如有紧急咨询或任何咨询，请联系一个并非疯狂的精神变态（psychopath）的人。如需升级处理，请联系上帝，但我怀疑魔鬼会拥有监护权。（最后一行只有在我真的执行了的情况下才有效。）”
最后一句话很可能暗示他原本打算自杀。但他没有。他选择了更可怕的事情。
虐杀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主要有三个证据来源:
法医检验、朱廷自己拍摄的视频和照片，以及他向警方和精神科医生所做的陈述。
2016年开审时，控方资深检察官约翰·里丁（John Reading）用了数小时向法庭复述这五天的经过。即使隔着法庭程序的语言过滤，旁听席上仍不断有人离场。以下是经过最大限度删减的版本。
10月25日凌晨，苏玛蒂进入嘉荟轩31楼的公寓后，即被朱廷控制。在其后的大约三天里，她被捆绑、囚禁，遭到反复的性侵和虐待。朱廷用手机拍下了过程中的多段视频。
在其中一段后来当庭播放的录像里，他用游戏般的语气对她说话，问她“爱不爱他”，并设定所谓的“规则”：答“是”打一下，答“不是”打两下；敢叫就用拳头。录像里能听到的，只有她压抑的、几乎听不见的呜咽。
10月27日，他在浴室里用一把锯齿刀割开了她的喉咙。她才23岁。
杀人之后，他对着手机镜头做了一段自白：“大约五分钟前，我刚刚杀死、谋杀了这个女人……”他说自己从星期六凌晨起，一直囚禁着她，反复强奸她，“狠狠地折磨她”。他说，没有可卡因，他绝对做不出这些事。他还说，这些暴力的灵感来自他看过的色情影片。
在此后几天陆续录下的总共43段视频里，他时而详细评述自己的行为，时而规划下一步行动，包括绑架和虐待更多人的设想，偶尔他也会表达对被捕的恐惧。出庭的法医精神科医生评价这些录像时说:“他几乎是在炫耀自己干了什么。”
他用浴巾将苏玛蒂的尸体包裹，塞进行李箱，放到露台上，然后继续生活。
几天后的万圣节（10月31日）中午，公寓摄像头的画面显示，朱廷在下午12点51分离开，75分钟后返回。他空手离开公寓楼，提着两个沉重的袋子返回。
其中一个袋子里装着一个喷灯、锤子、钉子、钳子和砂纸；另一个袋子里装着两个超大号性爱振动器、乳头夹和润滑剂等各类性用品。
他在为下一场狩猎做准备。
当晚，他更新了自己的Facebook状态，写道:“钱确实能买到快乐。”
几个小时后，他走进湾仔的一家酒吧，遇到了塞宁。
两人此前素不相识。他开价买春，她随他回家。
进入公寓后，按照他本人后来的供述和控方的还原：他原本准备对她重演同样的剧本，工具已经备好，但塞宁注意到了沙发边的绳索以及堵口物，意识到危险，开始尖叫反抗。
他随即用刀攻击她，刺穿了她的颈部。这一次没有三天的折磨，她死于11月1日凌晨，距离两人在酒吧相遇只有几个小时。
然后，他做了一件没有人能解释的事：他拿起手机，拨打了香港报警电话999。
控方后来在法庭上提出的解释冷酷而简单：他报警不是出于悔意，而是因为局面失控。第二次杀人是计划外的，现场无法收拾，而他知道自己跑不掉。
而辩方则试图把报警这一刻描绘成药物退潮后人性残存的闪现。
无论哪种解释成立，凌晨3点42分的那通电话，为这五天画上了句号，也拉开了香港司法史上最受瞩目的审判之一的序幕。
案发当日上午，消息已经传遍全港。湾仔嘉荟轩楼下拉起封锁线，白色帐篷搭在大厦门口，穿保护衣的鉴证人员进进出出，行李箱被抬下楼的画面登上了当晚所有电视新闻。
第二天，英国小报的记者已经堵在萨里郡科巴姆那栋价值110万英镑的宅邸门外。一名男性家人开门只说了一句：“请尊重我们的隐私。”邻居们对记者形容这家人“安静”、“为人不错”。朱廷在伦敦居住过的公寓的门房则想起，这位住客从来独来独往。
对香港警方而言，当时案件侦办的难点不在于证明朱廷作案（因为他已认罪），而在于确认两名受害者的身份。
客厅里的死者很快通过夜场熟人辨认出“Jesse Lorena”的身份，但她随身没有有效证件，直到印尼总领事馆提供帮助，她的本名塞宁·穆吉阿西、籍贯和逾期居留的经历才浮出水面。
行李箱里的死者腐败程度较深，警方通过遗物、出入境纪录和家属辨认，才最终确认了苏玛蒂的身份。她的家人在芝拉扎的村子里接到领事馆电话时，距离她原定回家的日子只剩一天。
2014年11月3日，星期一，朱廷首次被押解到东区裁判法院提审。法院外挤满了数十家国际媒体的记者和摄影机。
一名剑桥毕业的英国投行职员涉嫌在高档住宅虐杀两名女性，这样的元素组合，注定是全球性的新闻。
他在庭上只需确认身份，整个提审不过几分钟，但“香港版美国精神变态”的标题已经出现在英美的很多报纸上。
随后是漫长的候审阶段。控方需要时间整理堆积如山的电子证据，两千张照片和43段视频，每一段都要被检视、转录、编目。辩方则申请对被告进行精神评估，他先被送往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观察，其后转押荔枝角收押所。
2016年的审判
2016年10月24日，朱廷谋杀案案终于在金钟的香港高等法院开审。开审前一晚，数百名印尼劳工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起两名死者的遗像，烛光下的标语写着：为苏玛蒂和塞宁讨回公道。
案件的侦查阶段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嫌疑人自己报警，现场封闭，视频、照片、物证、口供一应俱全。
被捕后他拒绝配合警方进一步调查，但这无关定罪。
在两年后的法庭上，争议的焦点不是“他做了什么”，关于这一点辩方从头到尾没有否认，而是“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他的心智算不算正常”。
法官司徒冕（Michael Stuart-Moore）主审，陪审团由5名男性和4名女性组成。
(法官司徒冕)
开庭第一天，朱廷否认两项谋杀罪，但承认误杀，理由是“神志失常减责（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即案发时因精神失常，其谋杀罪责应予减轻。控方拒绝接受误杀的认罪。
在香港法律下，成年人谋杀罪成立即判决终身监禁；若减责抗辩成立，罪名降为误杀，量刑则有弹性空间。于是，这场审讯实质上变成了四名精神科专家的拉锯战。
（1993年香港立法废除死刑后，谋杀罪的法定刑罚改为强制性终身监禁mandatory life imprisonment。“强制性”意味着法官没有量刑裁量权：一旦陪审团裁定谋杀罪成立，法官只能判处终身监禁，不能判更轻的刑罚，也不能在宣判时设定最低服刑年期。）
辩方的核心证人是来自伦敦的法医精神科医生理查德·莱瑟姆（Dr. Richard Latham）。
莱瑟姆医生向法庭披露了朱廷在被捕后的精神评估中首次讲述的两段经历：在温彻斯特公学就读期间，他曾被一名高年级男生强迫，为其口交；16岁那年，他在家中发现了企图自杀的父亲，并及时将其送医。
这两件事，尤其是少年时期的性侵经历，朱廷从未对任何家人或朋友开口。它们被封存了十几年，直到二十九岁在湾仔被捕、面对法证精神病学家时，他才第一次说出。
莱瑟姆在法庭上这样描述朱廷的内在结构：“有一层很薄的外壳，一旦事情不如他所愿，这层壳就会碎裂，露出底下深深的痛苦……他几乎对自己也在否认这一点，但在这一切的下面，是一种真正脆弱到不堪一击的自尊。”
他断言，朱廷同时受到四种精神障碍的侵蚀——可卡因使用障碍、酒精使用障碍、性虐待症障碍和自恋型人格障碍，这四者叠加，使他在案发时丧失了对自身行为的控制能力。
控方的精神科专家则针锋相对：朱廷有性虐待行为和自恋的“特质”毫无疑问，但未达到“障碍（disorder）”的临床门槛。更关键的是，他在那五天里表现出清晰的目标导向能力。
他能控制可卡因的摄入节奏，能外出采购，能清理谋杀苏玛蒂后的现场，能在视频里权衡被捕的风险，能在第二次杀人后立刻判断局势并报警。一个真正丧失自控能力的人，做不到这些。检察官里丁指出：他是在完全清醒地实施自己的幻想。
审讯持续了十天。每天清晨，排队领取旁听筹的人龙在高等法院门外蜿蜒，其中既有本地市民，也有专程而来的国际媒体。
被告席上的朱廷大部分时间面无表情，偶尔低头记笔记，与新闻照片里那个剑桥赛艇队员判若两人。
陪审团被要求在各自的屏幕上观看朱廷拍摄的那些视频，法官事先警告，内容“极度骇人”。屏幕背向旁听席，在场的记者们看不到画面，却能听到声音。
多家媒体的庭审手记不约而同记录了同一个细节：播放录像时，法庭里安静得能听到空调的声音，仅仅是听到声音，就有旁听者不堪忍受，中途起身离场。庭上还披露了诸多细节：他手机里那两千张照片中，包括他与遗体的自拍。
每一项证据，辩方都不否认事实，只争辩心智。
控辩双方对莱瑟姆医生的交叉盘问，是整场审讯的高潮。
控方逐帧引用被告自拍的视频质疑莱瑟姆医生：一个“丧失自控能力”的人，会在录像里冷静评估被捕风险吗？会在第一次杀人之后出门购买清洁用品、把现场处理得有条不紊吗？会在两次行凶之间照常刷信用卡、更新社交网络吗?
莱瑟姆医生坚持，成瘾与人格障碍的叠加效应不能用单一行为片段来反推。但他也在盘问中承认，被告在录像中的口吻“几乎是在炫耀”。
司徒冕法官在结案引导中向陪审团提出的核心问题朴素得近乎残忍：所有人都同意被告的精神状态受到了损害，但这种损害是否达到了“实质性削弱”的程度？换言之，被告是“没有意愿”控制自己，还是“没有能力”控制自己？他提醒九名陪审员，运用他们的常识。
2016年11月8日上午9点42分，陪审团退庭商议。数小时后，九名陪审员一致裁定：被告的两项谋杀罪，全部成立。
裁决宣读时，朱廷毫无表情。
宣判时，司徒冕法官的措辞在香港司法史上罕见地严厉。
他说，此案“在香港法庭审理过的谋杀案中，堪列最骇人听闻之中”。被告的行为“令人作呕至极，超出常人想象”，触及“人性堕落的最深处”。他形容朱廷是“典型的性捕食者（archetypal sexual predator），警告所有人不要被他“表面的魅力”迷惑，并明言：此人若有朝一日重获自由，依旧会构成“巨大的危险”。
朱廷通过律师宣读了一份道歉声明。声明说，他每天都被自己行为的记忆纠缠，也被他给死者亲人，“尤其是苏玛蒂年幼的儿子”，造成的痛苦所折磨。他承认自己所行之恶无法用言语或行动弥补，但仍要对两个家庭说：“对不起，抱歉到无以言表。”
司徒冕法官表示不接受这份道歉。他指出，被告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没有流露过一丝悔意。最终，他宣判，被告两项谋杀罪各判终身监禁，同期执行。
旁听席和法庭外，两个印尼家庭的反应各不相同。塞宁的家人说如果可能，希望凶手被处死，但香港早已废除死刑，这个愿望注定不可能实现。苏玛蒂的母亲则平静地接受了结果：“我觉得这是正确的判决。他折磨了我的孩子。”
朱廷的确没有悔意。2017年12月，他换上资深大律师麦高义（Gerard McCoy），向上诉法庭挑战定罪。麦高义的策略颇为巧妙:他不为当事人的行为辩护，开庭即承认那是“堕落、腐化、放纵”的杀人，只攻击原审法官的引导、审判程序是否得当？
他主张，法律对减责抗辩的检验标准应是被告是否存在“心智失常”，而司徒冕法官却错误地引导陪审团以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的临床诊断为门槛，等于擅自抬高了标准。此外，控方精神科专家就被告“责任是否受损”这一本应由陪审团裁断的终极问题发表意见，亦属不当。
2018年2月9日，上诉法庭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年，上诉法庭拒绝其上诉至终审法院的许可。
不甘心的朱廷直接向终审法院申请，2018年7月常任法官李义、邓国桢、霍兆刚三人合议庭驳回申请。司法程序至此终结。
朱廷被押回赤柱监狱，香港关押最高设防级别囚犯的地方，继续服刑。其后数年，有英国媒体报道过他申请移监回英国服刑的消息，香港方面未予批准。
（在狱中瘦下来的朱廷）
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温彻斯特和剑桥的毕业生，将在香港岛南端的高墙之内度过余生。
外佣之殇
这宗案件在香港社会掀起的波澜，远远超出了法庭。
它再一次撕开了这个表面光鲜的国际金融中心之内，数十万东南亚籍移工女性所长期面对的阶级与法律的鸿沟，凸显了隐藏在繁荣之下的广泛不平等和结构性剥削。
案发后第二个星期日，2014年11月9日，一百多名印尼籍劳工聚集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印尼佣工每逢假日的传统聚集地，为两名死者守夜祈祷。她们在死者的照片前献花、唱歌，举着要求正义的标语。
两年后开审前夕，同样的烛光在同一个公园再次亮起。对她们的群体而言，死者不是新闻里的“性工作者”，而是“我们中的两个”：同样从爪哇或苏拉威西岛这样的村庄出来，同样把工资寄回家，只是命运在某个岔路口被拐向了深渊。
劳工团体借此把矛头指向制度：正是“两星期规则”以及与雇主强制同住等规定，把被解雇的佣工推入逾期居留和地下经济。
香港的移工权益团体等组织在案发后发表声明指出，只要佣工换工作的代价依然是两周内离境，只要她们的居留身份依然完全系于单一雇主，湾仔的灰色地带就会源源不断地获得“补给”。
她们要求香港政府废除“两星期规则”，设立过渡期、允许佣工外宿、取消被高额中介费长期捆绑的契约结构、加强对家佣性侵的法律保障、提供专业心理咨询和庇护机制。
直到2026年的今天，这些诉求中的绝大部分仍然停留在“持续讨论”的阶段。
在甘德龙芒古村的那栋房子里，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由外祖父母抚养长大，如今已近成年。
穆纳岛上的一位母亲住进了女儿攒钱盖起的房子里。每逢有记者远道而来，她还是会讲起那个失去女儿的清晨，那些盘旋在屋顶的乌鸦。
湾仔的骆克道，霓虹灯一切如旧。嘉荟轩31楼的那套公寓，在案件淡出新闻之后可转债配资业务，重新出现在租赁市场上。从它的露台望出去，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港的灯火和楼下街口永不熄灭的酒吧招牌——两个世界的接缝处，依旧人来人往，川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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